南疆数字创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思考与实践路径探究

2026年11月13日 字数:2578 浏览量:

郭延龙 杨 丞

数字技术逐渐进入文化创意生产的各个环节,从素材加工到设计方案生成,原有的工作流程正在发生变化,数字素养与设计思维亟须共同纳入人才培养目标,该变化对南疆地方高校具有双重意义。与此同时,昆仑历史文化、艾德莱斯绸织染技艺、桑皮纸制作技艺等资源,也为课程内容提供了具有地域特征的研究对象。课程如何将技术方法与文化理解结合起来,比单纯增设软件训练更值得关注。

对处于专业建设不同阶段的南疆院校而言,专业发展路径需要结合现有师资、课程基础及地方社会需求加以确定。非遗数字化研究已将文化认知、教育传播与产业实践纳入讨论视野,但文化资料进入课堂仍需经过辨识、整理和教学转译。由此,专业建设的重点并非设备配置或课程数量的简单增长,而是逐步形成能够持续运行的教学组织与实践体系。

一、聚焦数字创意人才核心能力培养

数字创意类课程的知识跨度较大,既包含视觉语言、设计史论,也涉及计算工具和项目协作。AIGC背景下,技术依赖、课程更新和人才培养之间存在诸多矛盾,这些问题落到专业建设层面,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课程之间能否形成合理分工。基础课程培养观察与表达,技术课程教授实现方法,综合课程检验问题解决能力。若几类课程各自运行,即使教学内容不断增加,也未必能使学生理解从需求到方案的完整设计过程,因此教师培训还需落实到课程内容与评价方式的调整。

课程更新还需划清技术训练与艺术教育的关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创作后,人机之间的任务分配以及创作主体的判断责任受到关注。与其围绕某一种工具不断替换课程名称,不如在既有设计课程中设置生成方案比较、人工修订和成果解释等环节。技术应用应进入设计过程,但田野观察、文化考证和审美推敲仍须由学生完成。只有把这些环节纳入考核,课程更新才不至于退化为工具教学。

二、健全项目驱动的教学转化机制

专业建设的难点并非每学期是否举办技术培训,而是培训所得能否留在教学体系中。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后,原有按专业分工的教学组织需要面对新的协作任务。可选择文旅视觉传播、公共文化服务等适合校内课程的小型课题,组织设计教师与技术教师共同承担设计任务,再邀请相关行业人员提出使用要求。教师在项目中分别承担文化阐释、视觉表达和技术实现等指导工作,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而不必要求一名教师掌握全部技能。

教学资源应在项目推进中积累,而不是项目结束后再补写材料。学界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视觉传达教学的研究涉及课程调整、数字资源开发及实践教学的结合。据此,学校可把一次创作任务拆分为若干可复用的教学单元,包括需求访谈、资料筛选、方案比较、原型测试和修改记录。青年教师参与项目时同步记录问题与解决方法,结项时形成案例档案、任务书和评价样例。下一轮课程据此修订教学要求,实践经验才能转化为不依赖个别教师的公共资源。

真实项目与课堂教学的衔接,还涉及教学目标与实际生产要求之间的差异。博物馆信息设计、非遗数字叙事和农产品包装等项目虽然具有现实需求,但其工作周期、任务难度及成果交付标准未必适合直接纳入课程。尤其是商业项目往往以交付成果为导向,而教学更重视学生在调研、构思和修改过程中的能力发展。因此,学校在引入项目时,需要根据课程目标和学生能力对任务进行适当拆分,明确素材使用权限及成果责任,使真实项目既能保留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又不至于偏离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

项目进入课程后,教学评价与生产验收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实际项目通常关注方案能否被采用,而课程考核还需判断学生如何理解问题、形成设计思路并完成修改。协同育人需要稳定的组织安排和实施规则,学校可在项目启动时明确阶段任务与评价依据,邀请行业导师参与过程指导和成果反馈,但学业成绩仍应由校内教师依据培养目标综合评定。即使最终方案未被采用,只要调研充分、设计过程完整且能够合理解释修改依据,同样具有相应的教学价值。

三、构建以文化理解为基础的特色课程

以南疆特色文化资源为例,壁画艺术涉及图像内容、空间形态及历史语境的辨析,传统织染与造纸技艺则需要关注材料特性、制作工序及其与视觉形态之间的联系。如果仅将这些资源处理为可供提取的纹样和图像,学生能够完成视觉形式上的再设计,却未必真正理解作品所依据的文化知识。因而,课程内容不宜按照数字工具简单划分,而应从具体文化对象出发确定教学任务。

非遗系统性保护的数字化研究涉及信息记录、资源组织与保护实践之间的关联,由此看,本土文化课程的任务不应止于采集图片或制作短片,还要为素材保留能够解释其意义的背景资料。田野记录可标注名称、时间、地点、工艺环节与资料来源。进入创作阶段,再根据传播目的选择视觉语言与交互形式。作品完成后,应请相关领域人员核对关键信息,并记录评价意见。这样积累的资源既能用于教学,也便于后续核查和修订。

四、完善跨校协同与援疆育人机制

援疆高校带来的课程经验和技术资源,能否真正留在南疆院校,取决于双方合作是否深入日常教学。短期培训可以解决某项技术的使用问题,但教师回到原有教学岗位后,还需独立完成课程设计、作业指导和学生作品评价。仅靠几次集中授课,难以覆盖这些工作。相比之下,围绕一门课程开展持续合作更为可行。援疆教师参与课程内容设计,本地教师结合学生基础组织教学,双方再根据实际授课情况调整教学方案,使外部支持逐渐转化为本地教师的教学经验。

这种合作也涉及课程资源的共享边界。数字影像制作、软件操作等基础内容可以共用,但涉及龟兹石窟艺术、艾德莱斯绸织染技艺等地方文化的课程,需要依托各自的研究资料和文化语境展开,难以直接套用统一的教学案例。尤其是部分文化素材涉及采集许可和使用范围,跨校共享前还需明确来源与授权。与其另建一套资源平台,不如利用现有教学系统逐步积累可供调用的课程材料,并由实际使用的教师负责修订,减少资源建成后无人维护的问题。

南疆数字创意教育的持续发展,既取决于外部资源能否有效引入,也取决于地方院校能否在教学实践中形成自主更新能力。技术变化要求课程不断调整,但人才培养的方向应保持相对稳定。只有将数字创作能力、地方文化理解和社会实践要求落实到具体课程之中,援疆协作所形成的教学经验才能逐步内化为地方院校自身的办学能力。

(作者单位:郭延龙单位为新疆和田学院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杨丞单位为安徽大学;通讯作者杨丞)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和田学院校级教学团队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